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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703至1704发生在蒲松龄家乡的灾荒，在他的诗文中被完整、细致地记录下来。这种日常状态下的记录方式，从下层寒士的视角提供了灾荒叙事的细节和生存理性。同时，这些作品也反映了蒲松龄的生活状况与个人心态。他生活的物质背景——三十口的家累、没有保障的农村生活、粗糙的果腹之食、消耗粮食的饮酒爱好等等，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聊斋志异》艺术世界的构建方式和个性特点。此时，衰老的身体使他对塾师和科举的奔波产生了厌倦，其文风也由早年的绮丽，趋于直白与率真。

主题词：灾荒、蒲松龄的生活、物质背景

明清两代，大批壅塞于科举之途的寒士辗转在生业凋敝的乡间，传统的田园或者诗意的山水已难以表达他们真实的感受，他们作品带着各自独特、真诚的平民精神，显示了文学发展的新面向。如吴嘉纪的“严冷危苦”、黄景仁被斥为“怨尤荡僻”的盛世哀音以及蒲松龄诗琐细、重复的日常性等等。他们关注个人的命运和生活，不受诗歌的美学传统和规范的拘束，用赵执信的话概括，就是文学“权在匹夫”，常州派则说是“好诗奇特，不就绳尺”。在正统文坛的“宗唐”、“宗宋”之外，还有寒士们质朴、倔强的一派，他们把丑陋、阴暗的现实、灰冷的心绪作为真实感受的一部分有力地呈现出来。

蒲松龄的诗歌在清代诸家中籍籍无名，却因和《聊斋志异》内在精神的一致性，成为我们理解作家生活、心态和艺术世界的重要线索。蒲松龄是已知小说家中存留资料最全面的——小说、诗赋、文章、俚曲，真正地雅俗并存，形态多样，这有助于我们对他的全面理解。本文拟以1703至1704年蒲松龄的创作为中心，分析农村的自然灾荒和民生的困苦如何影响了其创作的风格与基调。

1703年，清康熙四十二，农历癸未，蒲松龄的家乡“千古苛灾一时遭”，在接连的两三年里，涝灾、旱灾、虫灾反复而至，盗贼横起，人民流亡。这时，64岁的蒲松龄尚在离家三十多里外的毕家为塾师，一家三十口陷于荒年的煎熬之中，蒲松龄以一位乡绅和农人的视角，将他亲历的这场灾异和其间的缁川人民的无望与抗争一一记录下来。蒲松龄记录的可贵之处有三点：一、完整。从灾害初起到结束，他完整地记叙了整个过程。从其诗歌看，自癸未年七夕得家书，知“淫雨之后，继以大旱”开始，到第二年甲申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雨》和《偶成》，这场灾异最终以“彻夜潇潇直到晨，甘霖沾足普天均”的方式宣告纾解。在这期间，他的“老作东西南北人”的特殊境遇，使他的活动半径较大，观察较为全面，看到饥民流离四方及各方面的反映，同时又始终戒惧忧替，担心家中衣食，最后总算全家得以靠糟糠免于饥饿，以“白头喜作太平民”作结。二、视野独特。包括了近、中、远三层次。这场灾害范围不大，主要在淄川，尤其是蒲松龄的家乡，在正史中几乎不见记载，蒲松龄以底层乡绅的视角，将灾害初起时担心农获，农人抗争，到灾害中的现象：路有流亡、粮价飞涨，人口买卖、百姓食糠剥树，到民变为贼、官府应对等方面依次呈现，他的视角还涉及到了当时的“圣上”康熙。其信息的真实与丰富，是一般笔记和官员奏章所没有的。三、蒲松龄对这场灾害的极度关注，也是他创作生涯的一个转折，此时他进入了创作的末期，目光更多地转向乡土，写农事家居生活的诗、通俗杂曲，编撰农书成为主要的创作。功名意气渐变为救世婆心，显示了作家创作形态的变化。

这两年间，蒲松龄的文章包括《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秋灾纪略后篇》、《救荒急策上布政司》；诗歌50余首。从诗歌内容的变化上也可以看出灾荒逐渐成为蒲松龄最为关注的问题。如癸未年作诗12首，写灾害的7首，甲申年作54首诗，以灾荒为主题的有46首，不少是同题下面的多首绝句，详细记录了灾荒的过程、心中感受。灾荒过后，1705年蒲松龄还以山东饥荒为题，准备了乡试的押题文章《拟上以山左饥荒，截漕赈济，全蠲四十三、四两年钱粮，仍亲巡地方，省民问苦，群臣谢表》等，计有8篇之多，可见蒲松龄依然奋力于科举。在他的眼中刚发生的“饥荒”是可能进入考题的重要事件，是考察官员治理能力的话题。可以说，在蒲松龄笔下，1703至1704年的淄川灾情得到了持续完整并且是全方位的反映，对我们认知他的晚年生涯和创作态度也是极为难得的线索，而在此前的研究虽然丰富，却没有太多地从蒲松龄本身这个角度着笔[1]。

一、灾情

据《清史稿》志十七记载的1703年大的灾情有：“四十二年五月，庆云霪雨，三旬不止。六月，东明、定州霪雨三旬不止；霑化霪雨连日，漂没民舍无算；高苑霪雨六十日；昌邑、掖县霪雨害稼；高密霪雨弥月，禾稼尽没。八月，邹平大雨害稼；齐河霪雨四十馀昼夜，民舍倾圮无算；濰县、平度霪雨害稼。四十三年六月，沂州大雨；兴安大雨，漂没田庐。”[2]淄川所属的《济南府志》载：“康熙四十二年春，大水、饥，免田赋。”

山东所属的华北地区，自古就苦于旱灾、涝灾和虫灾。文人在诗中吟咏农事、忧叹旱涝之作的大量出现则自唐宋时期开始。其原因除了存世文献大增之外，还有就是：一、随着科举制的全面施行，唐宋官员大多来自中小地主，深受儒家“崇本抑末”思想的影响，将农事看作民生之本，救荒赈贷形诸吟咏，如白居易、元稹、苏轼等；二壅塞在科举之途的大量寒士，以耕读兼资为生活方式，各种自然灾害都威胁着他们的生存。他们的诗歌留下各时代角落灰暗、带血的记忆，弥补了史料的不足。这些诗歌虽以人文主义襟怀见长，但因诗歌的体裁、创作特点所限，大多是就极端的事件或惨烈的场景发出呼喊、诉说，缺乏对事件的持续关注，难以达到诗史的长度与细节丰富性。

明清时代生活于乡村的寒士，如清初的吴嘉纪、蒲松龄等，以主观感受和日常化的描写持续关注特定地域的灾异，为灾害题材带来新的写作范式。蒲松龄在1703至1704两年间，几乎是用全部的精力和情感关注家乡的灾荒，这在文学史和蒲松龄个人生命史上都是一件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事件。

在《蒲松龄集》中，癸未年的诗歌是以《四月十八日与笏过奂山，风雹骤作》的七古开始的。奂山是淄川城西北的一座小山，淄川当地名胜，也是离家赴馆和到济南乡试的必经之路，蒲松龄在这条路上已往来几十年。蒲笏是蒲松龄的第三子，这次应该是由他送父亲到毕家的。在奂山，蒲松龄遭到了突然而来的巨雷、冰雹和狂风，“霹雳震谷裂空山，碎雹弹射千冰丸。风吹岗平拔老树，横如百尺蛟龙蟠。”蒲松龄在马上一步一咫、惴惴过山，不觉泪下汍澜，对自己冒风雨、冲寒暑的“白首奔驰”生涯颇为自伤，却未预见到这场风雹是一系列天灾的前奏。

《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写到：“癸未四月，天雨丹，二麦歉收。五月二十四日甲子，风雨竟日，自此霪霖不休，垅中清流虢虢出焉。农苦不得耨。草迷疆界，与稼争雄长。六月十九日，始大晴，遂不复雨。”《霪雨之后，继以大旱，七夕得家书作》从旱灾论到物价：“方今秋成谷腾贵，市上斗米如斗珠。吾家妇子三十口，丰岁不免缾罍虞。况有累弟老无力，四壁圮尽半垅无。”

癸未这一年发生的主要是旱灾和蜚害。有《十三夜微雨，俗占雨云，重阳不雨盼十三，感而作此》诗，言微雨不解旱灾，有“九十县灾忧谷贵”之句，下面是《蜚虫害稼》。《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记载甚详：先是粮价腾贵，腊月将尽时，“麦梁斗七百，菽粟五百。”后来到了“升粟百钱”，一斗千钱的样子。人们靠糠充饥，县里开了糠市，人如蚁聚，填塞道路（《糠市》）。到了甲申年初，人情更加骚动不安，饥饿的人们开始盗取耕牛煮食，外出乞食的男子们连糠秕也要不到，家中饥饿的妇姑则把刚出苗的麦茎生生地拔出来吃掉；村庄田野里的老鼠麻雀被搜罗净尽，榆树皮剥掠一空，遥望白森森地一片，可称“玉树成林”，杨柳和槐树的枝叶都被撸秃了。淄川境内“弥望无青草”，人们连榆屑、蓬菜也吃不到。于是开始鬻儿卖妇，“垂髫女才易斗粟”，到后来则一个小儿只能换一斗糠。然后是“村舍逃亡空四邻，纵横寇盗乱如尘。”(《离乱》)“是时十分淄，耗者死二而逃三，存者人三而贼二”（《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社会秩序近乎崩溃。然后是流民“道馑无人瘗”，亲人行矣不顾，任其尸横路衢，无呜哭者。行善者掘深井纳尸其中，“既满复掘，概十余井，尤未已也。”还有货人肉者，价钱只有羊肉的十分之一，“或炼人膏而渍之，以杖荷罈，击铜板市上，价视乌麻之槽磨者”。

蒲松龄为方志中语焉不详的灾荒提供了生动的过程和细节。如旱灾中的几次雨雪，豆子的“薄收”、黍米小获等细节，都是以自身的感受和关切的角度来记录下来的。这种朴实不事雕琢的诗歌，虽不免题材的重复和琐细，但连续下来的细节，让读者看到了一种日常状态下发展、延续的灾难。在日常状态，就没有激情鼓荡，没有巧遇、传奇和天佑善人、福善祸淫之类的传奇志怪内容。我们看到了蒲松龄创作的另一面：生存问题的理性压倒了万物有灵的温情，对现实严酷的描摹和他构建聊斋世界的诗性逻辑是如此的不同。

《秋灾纪略后篇》中奋力灭虫的农人，显示出蒲松龄的生存理性与现实主义。旱极而蝗，蝗灾往往是旱灾的伴生灾害。早在《诗经》中就有《螽斯》和《大田》等写蝗灾的诗。《小雅·大田》记载了虫灾及除虫方法：“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农人们为了虫口夺粮，纷纷“率妻孥及弱儿女，以箕、以箩及断梗，挥汗炙肤敲击之。妇携乳婴，綑置陇畔，眠任风拂，啼任声嘶，弗遑恤。”对害虫则蹴杵焚坑，“无姑息哀怜者”，完全没有了对虫神、天命的敬畏与顾忌。就是那些巫祝者流，开始还煞有介事地“香祭致垅上，谄拜而偻祝”，可看到自己家的庄稼要被吃光，就顾不得装神弄鬼了，焚击害虫一如那些搏命的农人，只是一边杀生一面“曼声连诵阿弥陀佛”而已。饥饿的人们还以虫为食，豆间的螟虫“蜿蜒二三寸，圆粗于拇”，因为肥可煎油，人人竞捉之，囊筐充轫，断头反革，置鼎，水腾沸沸，油浮出，金黄色，革亦焦脆，饿者甘之，捉益众，因不为灾。”虫蛹也是因为味美可食，被搜抉殆遍。

二、蒲松龄荒年里的生活

经过两年的灾荒，蒲松龄本人已是“深睛如瘦鶻”，“忧愁伤肌骨”。甲申年的秋天，蒲松龄写了这首《故人惊憔悴》，讲到了家中状况：“麦秋无颗粒，妇子采薇蕨。今复无秋成，雀鼠尽罗掘。”《偶成》中写“珠为饭颗桂为薪，妇厌糟糠未是贫。窗外风声寒起粟，廉中炉火暖生尘。”野菜、雀鼠和糠粃帮助他们度过了荒年，全家总算得以保全。

蒲松龄这两年的行踪和状况如下：

（一）行踪

1、济南。如上文所说，蒲松龄在此期间还在毕家作塾师，这使他本人避免了挨饿。1704年五月蒲松龄去了一次济南，是为了献《救荒急策上布政司》去的。蒲松龄的“救荒策”，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沿途却看到了比故乡凄惨的灾情：《五月归自郡，见流民载道，问之，皆缁人也》：“饥尸横道周，狼藉客驂惊”；《饭肆》：“旅食何曾傍肆帘，满城白骨尽灾黔。市中鼎炙真难问，人较犬羊十倍廉。”等。

蒲松龄本年写的诗，在灾荒主题之外，还有督促儿子和学生揣摩文字，求取功名的《儿笏》和《试牍》。癸未和甲申两年都不是乡试的年份，而在之前的1702壬午年和之后的1705乙酉年，蒲松龄都循例带着儿孙和学生一起到济南应试。如壬午年写的《客邸》、《客秋》，乙酉年有《客邸晨炊》、《阴雨连朝》等。蒲松龄从19岁在济南以“县府道”三个第一入泮后，几乎每隔三年都要到济南应考，后来还要和子孙一同应考。淄川距济南只有一百多公里，需一两天的路程，如《二月十五赴郡，作钝蹇行》写从西铺毕家到济南只有八十余里，乘马一天可到（617页）。到了济南需租房备考，蒲松龄的大部分“客邸”诗，都是在济南应试时所作。如乙酉年的《客邸晨炊》“大明湖上就烟霞，茆屋三椽赁作家。粟米汲泉炊白粥，园蔬登俎带黄花。罹荒幸不沟渠转，充腹敢求脍炙嘉。”那一年放榜，蒲松龄有两个二子入泮，蒲松龄记下“四月十八”这个大喜的日子，也感叹多人赴考对这个家庭的沉重负担：“今岁校士遭奇荒，犹守旧辙恋鸡肋。妇子减餐供糗粮，资斧尤费周张力。”除蒲笏、蒲筠二子外，同时应考的应该还有二子蒲篪、孙蒲立德，蒲篪年年被放还，到蒲松龄去世时也未曾进学。入泮的二子则还要应三年一次的乡试，想到他们以后也要像自己一样，为应考次次奔波，饱尝筹集资斧的艰辛、下第后向隅而泣的痛苦，身为父亲的蒲松龄不禁为他们感叹：“无底愁囊今始入。”[3]

2、西铺。从四十岁到七十岁，蒲松龄在西铺毕家坐馆三十年，条件较为优厚，主宾之间情感融洽。蒲松龄曾用“宵宵灯火共黄昏，十八年来类弟昆”形容彼此的感情，他甚至还曾有“他日移家冠盖里，拟将残息傍门人”[4]的想法。这一年蒲松龄唯一的一次欢饮是在毕家的石隐园，“荒年酒贵沽不易，一瓻三百青铜钱。”“老夫倾觞为大叫，顿忘晨灶无炊烟。”[5]同时，蒲松龄对这种奔波生涯的厌倦也在逐渐积累。那种奔波的疲敝倦怠和“垂老倦飞恋茅蘅”（《斗室》629页)的心态在《四月十八与笏过奂山，风雹骤作》、《归途大风》等诗中都有表露。《十六日途中，得灰字》“十年驴背奂山道，不记经由第几回”，“白首奔驰尚贫窭，青鞋踪迹转疑猜。布袍萧索冲寒苦，游兴阑珊意久灰。”（616）虽然受到了相对优厚的待遇，蒲松龄还是无法改变他的命运。

二、蒲松龄的生活细节。

（一）蒲松龄的农人身份。蒲松龄在康熙初年兄弟析箸时，得田二十亩，“荞五斗，粟三斗”，农场老屋三间，家口只有妻刘氏和长子蒲箬。近四十年后，这个小家庭繁衍到三十口人，因食指繁多，不断地起屋增田，“努力起屋宇，一子授一室”，一亩大的院子盖满了房子。为了子女婚嫁，岁岁营构，土木奁粧之费都是很大的负担。同时，蒲松龄的兄弟“皆赤贫”，时常向其假贷。蒲松龄的季弟蒲鹤龄，性颇娇惰，常年依靠他的扶助，大约在康熙十二年，蒲松龄就因鹤龄的告贷，写了《寄弟》一诗，陈述饥荒之年，自家人口众多，难顾兄弟的苦衷。据蒲箬《祭父文》也讲到这位叔父“荡析离居”，家中多口需要赡养的境况。这些家累使得六十余岁的蒲松龄还要“往返百余里，时则冲风冒雨于奂山道中。” （蒲箬《柳泉公行述》1819）一直到他七十岁撤帐归家。

蒲松龄诗中说“几回闻雁秋方尽，五次休装岁已终。”[6]也就是说，坐馆期间他一年固定有五次回家的机会，想来是参加农田里的劳作，在其青壮年时尤其如此。北方农业特点是农活分布相当集中而紧凑，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其强度之大，农时之紧，往往使一个农户即使动员家庭所有的劳力还难以应付。在外谋生的人丁，每当春耕夏获秋收之时都要返乡劳作。蒲松龄大概也不例外。从他的诗中也可以看到，每到农忙时节他都会归家（《麦秋旋里》，丁亥），在六十多岁时还要躬耕田亩（1704年的《重阳前一日作》有“垅稼至芟终望雨，肩锄才释便啼饥”之句）。因此可以确定，除了老年曾有一二仆人，有了用于出佃的五十亩养老田之外，蒲松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自有土地、依靠家庭劳动力耕作的自耕农。作为塾师只是家庭经济的辅助，虽然他在《咏史》中借诸葛亮的事迹表达了“男儿事蚕桑，后世有何称”的志向，但他家庭还是以田地和务农为本的。

蒲松龄要在自己的田里耕种，获取糊口之食的情形在寒士阶层很普遍。在淄川所属的济南府，“士亦多识耕”[7]；乾隆《林县志》载“诸生名虽列学，入则横经，出则负耒，士亦农也”。北方普遍粮食产量低下，二十亩地糊口尚且不足，自然当不上出租田地的地主。从他的诗文看，蒲松龄一家的生计主要依靠地里收成，故时时关注着旱涝变化，一有风吹草动，即随之忧喜恐惧，与农人并无两样。如《四月初七喜雨》早起下雨，马上想到“遥忆麦田深半尺，相将着屐一窥园。”（558）

（二）经济与生活的细节。

蒲松龄的一生都在贫穷与饥饿中挣扎，直到70岁撤帐归家才享受到了“沃壤犹堪留种黍，粗衣幸不至悬鹑”的温饱生活。这种窘迫的生活和自耕农身份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聊斋志异》的物质背景。

蒲松龄诗文详细地记录了他一生经济状况的起伏，不需研究者仔细地搜求，我们就可以在诗集中发现他的生活细微的变化[8]。古代文人在书信、日记等私人化的写作中涉及个人经济状况比较常见，诗文只是偶尔提及这些生活琐事。因为贫穷、饥饿这些私人化的问题如果不经艺术化、典故化的处理，难以上升到诗意的美。 虽有唐代苦吟诗人的啼饥号寒之诗和陆游等的戏贫诗为学习的典范，蒲松龄的诗歌却是更为平和质朴地反映他的生活与心境。在1703至1704年的诗作中，反映蒲松龄个人生活的突出细节有二：1、饥饿与清贫。糊口之计是压迫了蒲松龄一生的心头大患。“丰岁时将野菜挑”，“丰岁不免缾罍虞”是蒲松龄诗集中常见的话题，想来并不夸张。在灾荒之年呢，野菜、鼠雀还有秕糠都是家人的食物。除了在西铺毕家，蒲松龄居家时似乎始终不免饭粗粝，乃至掺糠菜为食的清苦生活。他的《与两兄共话》感叹“贫贱能伤人，兹言理所有。室人叹于侧，儿女啼其后。”（《聊斋诗集续录》693）这是中年时的真实状况。到了晚年，依然还要看天吃饭，以各种野菜干粮为食，勉度饥荒，所谓“屑榆挑菜延夏秋”，“溲合菽粟备乾餱”，（《祝年词》）那些“天行害稼俭不收，粥食腊尽缾罍羞。麦苗焦毙仰屋愁，年年望雨穿两眸”的情境和年轻时的哀叹毫无二致。

2、饮酒。饥荒之年几乎使蒲松龄断酒。所谓“凶年禁酒沽，酒贵苦囊涩。（《又寄王玉斧》588）“荒年酒贵沽不易”（《重阳毕莱仲邀集石隐园》第596页）“饮断荒年益一痴”（《重阳前一日作》）“饥岁难沽欢会少，莫言归去且徘徊。”（《赠别邱行素》596）

在蒲松龄存世的一千余首诗词中，写到饮酒的有二百一十首左右，占了五分之一。这使我们注意到在蒲松龄诗词和《聊斋志异》中，好酒几乎贯穿始终。他喜独酌独饮：“细雨滴空庭，独饮不成醉”（《秋夜雨》693）；更喜和朋友“入夜出壶酒，促膝话中悃。”（《王玉斧忽至，夜出壶酒，对酌倾谈》第587页）朋友欲去则殷勤挽留：“饥岁难沽欢会少，莫言归去切徘徊”（《赠别邱行素》596页），酒能唤起胸中豪兴，忘却愁苦：“愁人拟向醉乡逃”（《独酌》487）“直将卯后三杯酒，洗却胸头万斛尘”（斋中与希梅薄饮）第564页）“斗酒破忧悯”（《敛毕》621），既有文人式的载酒笑傲，也有农家乐式的欢聚：秋收后和田舍邻人携酒相欢，各道秋成；下雪天拥衾在床，和儿孙们吃煮豆腐喝酸酒[9]。饮酒是他的嗜好，故他对嗜酒者多有宥词，对酒后的张狂豪兴描摹真切。

对酒的喜爱使他忘却了荒年的生计和经济的愁苦：“亩田无斗黍，今岁一酿艰”（《敛毕》第621页，不惜“强典春衣买醉乡”（《东归》第565页）酿酒要消耗很多的粮食，在糊口都很艰难的蒲家，因为他的好酒似乎也有小的矛盾。如他和儿子之间就有为种黍秫酿酒问题，产生分歧：《荒园小构落成，有丛柏当门，颜曰绿屏斋》中有“遂以牵萝烦德耀，徒将种秫问罗端。”梁鸿妻孟光字德曜，罗端当为“雍端”，指陶渊明二子陶份和陶佚，此处代之妻子和儿子。蒲松龄常年在外，家务和农事都交给妻子和儿子，大概儿子以全家口粮为重，不愿多种黍秫一类酿酒粮，故蒲松龄屡屡要儿子种黍；《示儿》中有“肥地无多犹种黍，荒庭虽隘亦栽花”（第556页）；当甲申大灾之年，蒲家犹种黍一亩，且收成不错：“经岁惟存黍一亩，俗农悔不似渊明。”（《见刈黍，慨然怀靖节》第595页）同年的《遣怀》又为明年种黍之计打算：“嗜酒陶潜惟种黍，捉襟原宪不忧贫。今年已作明年虑，笑杀梧桐月下人。”

饮酒这个爱好，可以见出蒲松龄性格中天真任性的成分。晚年他曾对王士禛说“无如饮酒乐，岂必握籣趋”（《阮亭先生思归二十四韵》第602页）。《汉官仪》“尚书郎怀香握籣，趋走丹墀”，这里蒲松龄以自己的感受劝王士禛有酒乐甚，何必为官；这种旷达在汲汲于功名的蒲松龄是十分难得的，何况又是对令他仰望的王士禛说，可见酒对他的吸引力。他的诗算不得篇篇有酒，却是时时小饮，对酒狂歌，饮罢成章，年轻时在郢中诗社里“诗酒豪游、与朋友载酒登临，歌呼竟日，“醉挝羯鼓发高歌”[10]到了晚年更是“不愁囊中空，只觉杯中乐。”

蒲松龄的清贫与好酒，在其饥荒之年的诗作中也清楚地展现出来，这种超然、率真的本性正是一种耽于自我的诗人气质，对我们理解他的“狂”和“痴”是有帮助的。

三、灾荒贫困与《聊斋志异》的物质背景

发生在1703至1704年的灾荒，在年迈的蒲松龄笔下得到全面的展现，这时他已是“垂翅已倦飞，思归卧蓬藋”[11]，渐渐失去了对科举、对上层文人交际圈的兴趣与渴望，视野也回归乡土。这使他的诗风同青壮年时期有很大的变化。蒲松龄早年的诗风是走浪漫抒情的一路，“敢向谪仙称弟子，倘容名士读《离骚》”[12]，诗中尤多熔铸李贺的诗境与诗句，如《秋闺，拟李长吉》、《马嵬坡拟李长吉》、《独酌》中“半生粉蠹争膏火，一枕长松捲夜涛”；《慰历友丧偶》“欛树已荒风送雨，鬼灯如漆夜迎人”等等，这些荒幻意境和色彩丰富的辞藻是“聊斋”小说的底色、基础和“练兵场”[13]，但是到了晚年，这些唐诗的绮旎藻彩就淡化了。我们看他1703至1704年的纪灾诗，已是繁华落尽，露出朴实的本色。

这种对环境和乡土的关注与直白地表现，让我们清晰地意识到《聊斋志异》那些华艳凄美故事的物质背景。

一是饥荒贫瘠，物质匮乏。在蒲松龄的诗文中荒年的忧叹和口粮不续的担心始终存在，并不限于这场灾荒。如他自己所说“吾家妇子三十口，丰岁不免甁罍虞”，北方旱地的农获所得十分菲薄。据研究者的统计，清代山东全省综合起来每市亩耕地年产粗细粮约在140斤上下，[14]我们可以简单地算一下，蒲松龄的愿望是“几时能买田百亩？及尔科头栖旧庐”[15]，先不论他实现了没有，百亩之田对三十口家人意味着什么呢？是人均不到4亩的口粮田。自战国时期李悝就提出人均4亩才达到温饱线，清代张履祥和洪亮吉也认为人均4亩方能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稍遇水旱兵灾，虽吃尽草根树皮，也不能养活所有人。”[16] 蒲松龄《寄弟》诗这样描述其生存境况：“我家家道之落寞，如登危山悬高索：手不敢移，足不敢蹻，稍有不矜持，下陨无底壑！”[17]蒲松龄的这段话和现代研究者对中国农村状况的描述如出一辙：“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18]这些令人忧惧的“灭顶细浪”，在蒲松龄的生活中似乎从未止息。

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下层寒士或者小自耕农的经济困境，靠天吃饭，旱涝虫灾，各种自然灾害都可能危及其生存。换而言之，乡村社会普遍的饥荒阴影和粗粝的食物构成了《聊斋志异》的物质背景。翻开历史，从上古到近代，中原都称得上是“饥荒的国度”，各种灾害的记载史不绝书。据历史学家考证，清初整个北方算的上地广人稀，土地贫瘠，亩产只及南方的十分之一，农民普遍以粗粝糠菜糊口果腹。基本没有抵御天灾的能力，稍有水旱，立即引发饥荒和流亡。蒲松龄生活的山东乡村，刚刚经历过明清易代的动荡，人口和生态都遭到破坏，荒臻草莽，农业属于粗放经营，田产菲薄，粮食短缺：“各道秋成悋，亩田无斗黍，”（《敛毕》621）。

之所以说这是物质背景而不是物质基础，是因为物质基础是一个哲学词汇，特别地相对与精神文明而言，而背景一词含义则更为宽泛和形而下一些。蒲松龄一边构建着书生与妖女的唯美幻境，一面紧张着现实中的天灾人祸。他的 “朝食煮麦粥，晚食炊饼汤：怜此藜藿士，腹中无异粮。”“枵腹待秋成”，“谷苗已焦卷”，（《忧荒》518页） “身瘦犹存骨，家贫仅立锥”（《王长人园中讌集，因怀如水》490页）、“甕米将空”（《东归》）苦贫家易弃、《西成》“谁谓今年丰，淫雨伤我谷”（582）以及《日中饭》中眼见甕中儋石无多，子女争食麦粥的心酸，这些是弥散在聊斋艺术世界和其读者中的现实底色。那些穷困的书生和有艳福的农人，其实是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的，所以他们就说草丛、坟墓、荒斋里有精灵，有艳遇。这和唐宋士人所写的传奇是不同的，他们在山程水驿、陌生的世界里探险，或者把熟悉的教坊里曲陌生化为仙鬼世界，如《游仙窟》、《周秦行纪》一类故事，和《聊斋志异》的贫瘠背景是不一样的。

以上的论述与梳理试图突出蒲松龄的个人特性和乡土气质，这对我们重新认识聊斋世界的构成或许有些许的启发。因为蒲松龄的科举困境、塾师生活对聊斋故事的影响研究已较充分，故本文只从以下两点来谈。

（一）蒲松龄的饮酒与其创作。

《聊斋志异》的五百余篇小说中，涉及饮酒的情节和人物的有一百八十篇左右，对这些作品我们除了梳爬他的文献或者故事渊源之外，还应从蒲松龄本人的偏好入手，庶几能得其本心。如《酒虫》一篇，写刘氏嗜酒，每独酌则尽一甕，“负郭田三百亩，辄半种黍，而家豪富，不以饮为累也。”有番僧说他腹中有酒虫，为之取出。此虫是酒之精，“甕中贮水，入虫搅之，即成佳酿。”番僧乞虫而去，“刘自是恶酒如仇。体渐瘦，家亦日贫，后饮食至不能给。”研究者为这个故事找到唐宋乃至印度佛经中的渊源，如《五卷书》、唐代《宣室志》的陆颙腹生消面虫、《朝野佥载》崔爽腹中生嗜吃鱼脍的怪物等，认为小说“就是以‘胡人识宝’母题的构思框架营构的。而其中，又交织着‘宝失家败’母题的神秘意蕴。”[19]但是当我们把蒲松龄的个人喜好和身份背景考虑进来，这个故事的个人与阶层意识也就很明显了。在篇末异史氏的评论，可以看出蒲松龄的用意：“日尽一石，无损其富；不饮一斗，适以益贫：岂饮啄固有数乎？或言：‘虫是刘之福，非刘之病，僧愚之以成其术’然欤否？”

联系上文蒲松龄屡屡在诗中嘱咐儿子种黍，“肥地无多犹种黍”“徒将种秫问罗端”的话，可知在口粮短缺的家庭里，饮酒是一项影响家人生活的沉重负担，而蒲松龄用小说中饮啄前定的话为自己的嗜酒解嘲和辩解，是一种颇有游戏色彩的创作态度。至于番僧取走酒虫，刘氏家贫的情节，更是典型的乡土价值观念的体现。在乡村，机会只限于有限的、平面的土地，“大家在极低的生活程度上过日子，向有限的资源竞争，别人的得益常是自己的损失”[20]，蒲松龄生活的物质背景使得这个故事呈现出不同于五卷书，不同于唐宋小说的样貌。

其他的饮酒题材也大多地具有蒲松龄嗜饮的印记和个人情趣。《酒友》中“癖于麴蘖”车生，结识了好饮酒的狐狸精，狐狸能预知旱涝，耕种无往不利，“多种麦则麦收，多种黍则黍收，一切种植之早晚，皆取决于狐。”这是多么契合蒲松龄身份与爱好的小农理想啊。《八大王》写书生遇到醉酒歪缠的鳖精，撒酒疯的鳖精认出书生是救命恩人，就收起醉态，自承“酒徒之不德，故犯者十之九”，车生得鳖宝，娶公主的情节是聊斋故事固有的模式，并无多少新意，蒲松龄作这篇小说的重点，如篇末异史氏所说是论酒德的，所谓：“醒则犹人，而醉则犹鳖”，更有“醒不如人，而醉不如鳖”者的议论，篇后还附上长篇的“酒人赋”，这些都显示了这类聊斋小说题材和主题的个人化色彩。再如《王六郎》、《陆判》写酒友的情谊，《酒狂》写一个酗酒无德的缪生，被捉到阎王那里依然至死不悟，终因使酒骂座而亡。有无名氏点评这一篇小说是“戒酒文也”，《沂水秀才》也把“醉人歪缠”列为不可耐事，但从蒲松龄嗜酒的爱好看，他似乎只是讨厌酒友中的“颠酒贼”而已。

总之，在了解了蒲松龄喜欢饮酒的个人喜好之后，我们能在更大程度上感受到蒲松龄这类小说题材与主题的私人性质，而这类个性化的内容与表达方式在以前的文言小说中是很罕见的。

（二）《聊斋志异》对女性的功利要求。

在发生灾害的两年，蒲松龄写过两篇表彰女性的诗：《袁太君苦节诗》和《王烈妇》，从内容上看似是应酬文字。值得注意的是《袁太君苦节诗》。他特别从袁氏依靠劬劳十指，终夜纺绩，养儿抚姑周济邻人的才干这个角度予以表彰，这启发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聊斋志异》女性形象。从本文拭图还原的蒲松龄生活的物质背景看，那种“旱涝蝗蝻，三载为灾”的饥荒穷困的现实，使所有人都在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勉强挣扎，女性的才能和勤劳决定着一家的生计，是格外珍贵的品质。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是小说最大的亮点，研究者将之与《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类比。其实在所有小说中，《聊斋志异》对女性才干、功用的强调，是最突出的。这个拔高一点说是尊崇女性，提高女性地位；而作者本意则是对女性能力的推崇。这是和贫乏的物质与精神背景直接关联的。

首先，聊斋女性最突出的特点是美，身材轻小，细美幽约，达到超现实的程度。像青凤，因为是狐狸，所以“弱态生娇”，可以“提抱以归”；红玉“袅娜如随风欲去”；伍秋月是鬼复活为人，所以“骨软足弱，十步之外，须人而行，不则随风摇曳，屡欲倾侧，见者以为身有此病，转更增媚”；云萝公主身为仙人，“服色容光，映照四堵”，身体的轻盈如婴儿，连衣服的重量也不堪忍受，恐“压骨成劳”。这些女性样貌的描写极大地满足男性的性别想象。对那些性与口腹同样饥饿的人来说，美貌与轻盈当然是最有用的性魅惑。

其次，性魅力之外，聊斋女性还能满足男性高雅的精神需求。云萝公主可以终日以棋枰、酒具为活，是因为别人为她承担着炊爨纺织的生计；孔生娶了美貌的松娘之后，还需要娇娜这样可以棋酒谈宴的“腻友”；还有连锁、白秋练式的酷嗜吟诗的鬼与妖，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这些技能在北方的乡村女子中确实不可求思，聊斋先生只好托诸冥想。但这终究还是女子“用”的一种，而且如果仅有精神生活，不会做家，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陈云栖》中真生得美貌的陈云栖为妻，陈“弹琴好弈，不知理家人生业”，真生的母亲抱怨“画中人不能作家，亦复何为。”真生又娶了善于理家的盛云眠。真母有一个媳妇经理井井，一个媳妇陪着下棋喝茶，才才算得上两全其美。

其三，描写女子的经济才能的，如《小二》、《黄英》、《阿纤》等等，已为大家所熟知。《诗经·氓》有言“燕尔新婚，以我御穷”，无力谋生家人是如此迫切地仰仗着女性的经济之才。像阿纤（《阿纤》）是老鼠精，“窈窕秀弱，风致嫣然”可为佳偶之外，人类得其为妻，来则富饶，去乃虚耗，阿纤不但“昼夜绩织无停晷”，且善聚集粮食，不数年，仓廪盈满，家大富。这个故事更接近农家想象的本色。

其四，《聊斋志异》中女性形象突破了世俗社会的道德伦理的地方，往往也是出于物质现实的制约，不得已的变通之举。如所谓“以性行侠”的问题。《侠女》中的侠女用女性的身体为乏嗣的书生诞育后嗣，《霍女》中的霍氏以其绝美的姿色，诱惑富翁为她破家，：“妾平生于吝者则破之，于邪者则诳之”，对穷苦书生则“躬操家苦”，劬劳家务而安于粗粝，又代谋婚姻子嗣，救苦拯溺唯恐不尽。这些在正统道德伦理看来，大逆不道的地方，往往是民间小传统，或者生存伦理的体现。

最后，令蒲松龄深恶痛绝的悍妇，如果能让浪子回头，也不失为砒霜类的毒药，自有用处。《云萝公主》中的侯氏以弓刀对付败家的丈夫，自己“持筹握算，日致丰盈”，丈夫仰成而已。异史氏评曰“悍妻妒妇，遭之者如疽附于骨，死而后已，岂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参、苓所能及矣。”《江城》中的悍妇一旦回头，即勤俭善居积，“三年，翁媪不问家计，而富称巨万矣”

另外，1703至1704年间的灾荒，影响了蒲松龄的写作。他晚年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更为通俗的写作中。如通俗俚曲《磨难曲》第一回的【耍孩儿】“不下雨正一年，旱下去二尺乾，一粒麦子何曾见！六月才把谷来种，蚂蚱吃了地平川，好似斑鸠跌了蛋。老婆孩子一齐挨饿，瞪着眼乱叫皇天。”正是这类灾荒的表现。1704甲申岁正月，蒲松龄编辑完成了《日用俗字》，为庄农家常日用所需的农业和养蚕知识，写了《庄农章第二》和《养蚕章第三》，1705年写了《农桑经》。儿子蒲箬说蒲松龄由写《聊斋志异》转向作俚曲、写《日用俗字》，是因为“学士大夫之针砭”，“不如晨钟暮鼓，可参破村庸之谜，而大醒市媪之梦”[21]我们可以说只有士大夫的古典学养成就不了现在的《聊斋志异》，蒲松龄的坦率和个性来自朴野的民间生活与苦难，这是蒲松龄的灾荒书写给我们的启示。

注释：

来源：《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12xni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