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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满论争的哲学领域，巴迪欧与海德格尔都强调存在问题对于革新哲学的必要性和核心性，就此而言，他们可以算是属于同一阵营。因此比较二者就成为一件意味深长而且不可避免的事情。巴迪欧和海德格尔一样，认为以真理为旨归的哲学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关系远比各种理论与人类生存的关系更为密切。根本分歧在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依据的是诗学语言学，而巴迪欧的存在论依据的是数学集合论。

虽然巴迪欧和海德格尔一样，其目标也是要让人们重新认识存在论对于理解哲学、重建哲学的重要性，但其道路与海德格尔完全不同，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他的事业建基于对海德格尔的批判。这里的分寸在于：巴迪欧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确有批判，但他的哲学却不是为批判海德格尔而产生的。因此，尽管《存在与时间》和《存在与事件》在标题上具有诱人的竞争性，但二者之间并不具有读者期待的那种密切交流与对话。正如海德格尔讨论柏拉图是为了将他排挤出两千多年来他在西方形而上学中占据的显赫地位，从而重绘哲学的版图一样，“巴迪欧讨论海德格尔主要是为了通过把海德格尔从他占据的显赫位置中排挤出去，从而重绘当代哲学的版图。”[1]因为巴迪欧的出发点是数学集合论，因此他对海德格尔的批评乃是两种哲学之间的碰撞与争执；也就是说，他不是在海德格尔开拓的领域内与之争辩，而是从自己的哲学出发去挑战海德格尔的哲学。这种取向使他既不同于海德格尔的英美批评者——他们指责他的哲学有待逻辑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检验，如休生(huson)所言，也完全不同于列维纳斯、布朗肖、德里达、南希和阿甘本等人——他们的思想与海德格尔的思想尽管不无差异，但仍然具有一种亲密的内在联系。

一、何为存在？

海德格尔和巴迪欧的哲学都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之为存在论(ontology)，尽管海德格尔后期放弃了存在论这个术语而代之以思(thinking)，但二者在两个核心问题上具有截然对立的理解：首先，何为存在(being)？其次，诗还是数学，何者才是真正通往存在的道路？澄清这两个问题不仅是本文的当务之急，也是理解巴迪欧的当务之急。

对海德格尔和巴迪欧来说，存在乃是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而且《存在与事件》和《存在与时间》标题上的竞争性也必然诱导巴迪欧的读者会将海德格尔作为阅读进程中的参照。然而，如果读者不明白巴迪欧的“存在”与海德格尔的“存在”具有直接对立的内涵，那么参照海德格尔阅读巴迪欧势必会给读者制造严重的困扰。然则海德格尔理解的存在是什么呢？对此海德格尔回答说：“彻底解答存在问题就等于说：就某种存在者——即发问的存在者——的存在，使这种存在者透彻可见。作为某种存在者的存在样式，这个问题的发问本身从本质上就是由问之所问规定的——即由存在规定的。这种存在者，就是我们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就是除了其他可能的存在方式以外还能够对存在发问的存在者。我们用此在这个术语来称呼这种存在者。存在的意义问题突出而透彻的提法要求我们实现就某种存在者（此在）的存在来对这种存在者加以适当解说。”[2]海德格尔的意思是说，对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追问和理解首先要从对此在的追问和理解开始。然而众所周知的是，海德格尔经常也谈论此在之外的其他存在者的存在，并且知道其他存在者的存在与此在的存在并不完全同一，何以对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追问和理解必须从对此在之存在的追问和理解开始呢？原因在于：非人的存在者没有与自身发生关系的可能性，只有在与此在之存在发生关联的情况下，它的存在，亦即它之所是，才具有价值和意义。总之，海德格尔的存在绝不是存在者，不是某种现实的东西，而是朝向某种可能性的前进；更准确地说，存在就是对存在的领悟和筹划。

然而巴迪欧的存在与海德格尔的存在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它所表示的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存在者，也不是趋向某种可能性的过程，而是“纯粹的多”，也就是因为未识计为一(count-as-one)而无以名状的无穷的纯粹之多；而且，这种无以名状的纯粹之多并非那种虽然无以名状但仍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东西，而是那种虽然“在那里”但因为未被识计为一而无以名状从而无法显现出来的东西。因此在巴迪欧这里，存在绝非某物(something)，而是非物(nothing)。这种“在那里”但不显现的非物不像黑暗中的东西，尽管不可见但却可以被遭遇；恰好相反，它是我们在正常形势下既看不见也无法遭遇的东西。用巴迪欧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要说作为存在的存在不会以任何方式让它自己被接近，它只会让它自己以其虚无被人与野蛮的没有灵气的演绎性连贯缝合在一起。”[3]总之，巴迪欧的存在就是纯粹的多，就是非物，就是虚无。

为了更加清楚地理解巴迪欧的存在概念之确切内涵，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他在《存在与事件》之第二“沉思”中对巴门尼德的一句箴言所做的修改。这句箴言出现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的结尾：“如若一不存在，那么无物存在。”(if the one is not, nothing is.)[4]巴迪欧将此箴言改写为：“如若一不存在，〔那〕非物便存在。”(if the one is not,〔the〕nothing is.)巴门尼德的意思是说：事物如果不能被识计为一个个具体的“一”，也就是一个个具体的事物，从而与其他事物相区别，那么一事物便根本不可能作为一事物显现出来——显现的前提就是区别，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最终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事物存在。在此我们不由自主地会想起格奥尔格《词语》中的那一行诗句：“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至于海德格尔对这一诗句所做的深邃而浩荡的解释更是尤其令人难以忘怀：“语言是存在的家。”仅仅通过给这句箴言加上一个不起眼的定冠词the，而且还把它放进括号括起来，这句箴言立刻就被巴迪欧改写为：如若一不存在，（那）非物便存在。只因一个微小的改写，我们便得到完全相反的内涵：事物如果不是被识计为一个个具体的“一”（有序的多），一个个具体的事物，如果将那把事物识计为一的结构或名称减去，那么那非物（无序的多）便存在了。此外，“‘如若一不存在，〔那〕非物便存在’还有这样一层意思：正是在全面地透彻思考一之不－存在的过程中，虚无这个名字才作为那种东西惟一可以想象的陈述而出现；作为不可呈现之物，作为纯粹的多，这种东西承载了一切复数形式的呈现物，也就是说，一切结果－为一(one-effect)。”[5]

在巴迪欧看来，一并非真正的存在，而只是人为的结果，只是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存在就是“无一之多”（multiple-without-one），无序的多（inconsistent multiplicity），纯粹的多，也就是必然让人联想起虚无的非物。值得指出的是，巴迪欧的非物类似于拉康的实在，正如实在既是语言无能为力的东西但又离不开语言一样，非物既是不能识计为一的东西但也离不开识计操作。故此巴迪欧说：“非物命名了不可判定的在场者，也就是不可呈现者，它分布在纯粹惰性的多之领域和纯粹透明的操作——因为这种操作多才可能统而为一——之间。非物既是结构之非物，有序之非物，也是纯粹之多的非物，无序之非物。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非物是从呈现中减去的东西，因为正是基于后者的双重权限，即法则和多，非物才是非物。”[6]

在此我们发现，尽管巴迪欧和海德格尔的哲学都是存在论哲学，但二者却有天渊之别。对海德格尔来说，只有以恰当的名称被语言正确道说（用巴迪欧的话说就是被识计为一）的事物才存在。正因为此，海德格尔坚决声称存在论（至少海德格尔后期的存在论）研究的就是语言对存在的道说，而诗学（或者说诗学语言学）就是存在论。然而对于巴迪欧来说，恰好相反，存在就是那未被识计为一的无穷的纯粹之多。正因为此，巴迪欧才坚决声称存在论就是关于纯粹之多的科学，而数学就是存在论。

二、通往存在的道路：诗还是数学？

因为对存在具有截然对立的理解，在确定通往存在的道路时二者自然也作出了不同的抉择。对海德格尔来说，这条道路自然只能是诗；但巴迪欧来说，则只能是数学。

海德格尔写作《存在与时间》的目的，正如他在这部大作简短的开篇导言中指出的那样，乃是要复兴被西方形而上学久已遗忘的存在问题：“现在首先要唤醒对这个问题本身的意义的重新领悟。具体而微地把‘存在’问题梳理清楚。”《存在与时间》完满地完成了作者的预定目标，但仍然留下了一个有待解决的关键问题，那就是何为通往存在的道路？海德格尔并未忘记这个问题，其后期一系列重大的哲学著作，比如《路标》、《林中路》、《通往语言的途中》，以及《荷尔德林及其诗歌的阐释》等，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如果说《存在与时间》成功复兴了存在问题的意义，并将时间确定为理解存在的惟一视野，那么其后期著作则明确将诗（或者诗意语言）确立为通往存在的惟一道路。在《存在与时间》中，凭借死亡、良知、决断、本真的存在这些强有力的概念，海德格尔强调的是此在必须坚定不移地面向存在的呼唤；而在其后期著作中，借助真理、艺术、自由、诗歌和语言这些充满灵晕的概念，他转而建议人们向语言许诺的礼物、诗人赐予的真理保持虚怀若谷的开放态度，因为诗人的语言能为我们见证那被人久已遗忘的源泉。

为了确立这条道路，海德格尔的当务之急就是对被业已遮蔽得晦暗不明的真理进行重新解释。传统的真理观主张，真理首先是事物与知识的符合，同时也是知识与事物的符合。这种真理概念并非古希腊哲学古已有之的定论，而是始于柏拉图唯心主义的先验理式论，随后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得到了重新表述并定形，从此，真理就是事物与知识的双重符合这一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不证自明的共识。海德格尔说：“这就形成了一种假象：仿佛这一对真理之本质的规定是无赖于对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本质的阐释的——这种阐释总是包含着对作为intellecus[知识]的承担者和实行者的人的本质的阐释。于是，有关真理之本质的公式(真理是知与物的符合)就获得了它的任何人都可以立即洞明的普遍有效性。然而这一真理概念的不言自明性的本质根据几乎未曾得到过关注。”[7]这种真理观在此后的哲学史中虽然也经历了一系列修正和精致化加工，但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些修正和提炼不仅对弥补其缺陷完全无济于事，反而有助于它的强化和普及，因为这种真理概念遗忘了真理那更早、更深、更有本真揭示性的源始维度。形而上学的真理概念几乎未曾关注过的那更早、更深的本质根据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存在者之存在。海德格尔为何断言真理的本质就是自由？因为自由就是让存在者存在，让存在者成其所是。“让存在，亦即自由，本身就是展开着的，是绽出的。就真理的本质来考虑，自由的本质显示自身为向存在者之解蔽状态敞开。”[8]海德格尔指出，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人以aletheia来指称真理的源始维度，这个术语照字面翻译就是“无蔽”，亦即存在者的无蔽。然而对存在者的无蔽之遗忘从神秘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开始了，后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定形，并在伴随启蒙运动而盛行的技术理性主义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西方哲学不仅遗忘了存在者的存在，而且更可怕的是遗忘了这种遗忘本身。

对海德格尔来说，弥补这种失败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解构各种使哲学深受奴役的形而上学概念，从而让此在疏瀹五脏，澡雪精神，并最终能澄怀闻道。澄怀方能闻道，澄怀必能闻道。然则道从何来？谁能为此在道说存在者的存在？无他，唯有诗。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断言，艺术就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因而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然而海德格尔所谓的诗并非随心所欲漫无目的的想象，也不是幻想在非现实领域内的翱翔。“有所筹划的道说就是诗……诗就是对存在者之无蔽的道说。”[9]也正因为此，海德格尔主张：“语言本身就是本质意义上的诗……语言是诗不是因为语言是原始的诗歌；毋宁说，因为语言保存了诗原初的本质，所以诗在语言中发生。”[10]既然发生在语言之中的诗乃是对存在者之无蔽的道说，那么通往存在者之存在的道路就必然是诗，而踏上这一道路的此在必须虔诚地倾听诗意的语言寂静的道说。诗歌语言超越了基于概念解释的理性，“能最大程度地恢复那能接纳、能应答的意识，而这种意识能把我们从技术专制理性以及与之合拍的西方后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和后伽利略主义（即以数学为基础的物理学）的谱系中解救出来”——海德格尔哲学的独特品质和卓越贡献就在于此——然而正如克里斯多夫·诺里斯随即指出的那样，“正是在此巴迪欧最为坚决地离开了海德格尔。”[11]

巴迪欧在此坚决地离开了海德格尔，不是因为他否认诗是通向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之道路，而是因为他对存在具有根本不同的理解。如果存在不是存在者的无蔽，而是纯粹的多，无序的多，就是非物/虚无，那么通往存在的道路就不可能是诗，而只能是数学。然而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便是：何以数学能帮助我们抵达存在，那纯粹的多，那非物/虚无？

巴迪欧主张，既然存在就是纯粹的无序的多，那么有序的一必然就不存在；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有序的一是人为的结果，必然晚于无序的多。但无序的多必须被识计为有序的一，否则这个世界将无物存在，或者只有非物存在。将无一之多识计为一，也就是按照某种秩序或者法则来安置(situate)它们，这种安置的结果便形成了巴迪欧所谓的形势(situation)。巴迪欧说：“我把一切在场的多称之为形势。因为被赋予了某种呈现效力，所以形势就是发生之地，无论这里讨论的多包含的内容是什么。”[12]作为被结构出来的呈现物，形势可以是任何东西：国家，民族，党派，宗教，宇宙，太阳系，河流，山脉，原子，甚至事件和函数。形势既是多也是一：形势始终是被结构或识计的诸多，所以它是多；它又是其他形势的构成要素，所以它是一。形势要得构成，就必须将某些纯粹的多统而为一(one-ified)，巴迪欧把这种统而为一的操作称之为识计(count)，或者识计为一(count-as-one)。识计的基本内涵就是：确定某些要素属于形势，同时将某些要素排除出形势。然而如果我们认为巴迪欧的形势纯粹是由那些被具体识计为一的要素构成的，那么我们就错了。形势是一个双重结构，其外面是各个归属于它的要素，其不可抵达的内面则是未被识计的残余，这种残余是形势始终不能驱逐的幽灵。故此巴迪欧说：“虽然在形势之中除了结果（形势中被识计的一切事物）什么也没有，但由此而导致的东西仍然标示出了在识计之前存在着必须－被－识计的东西。正是后者使得被结构出来的呈现向无序的幻影动摇。”[13]因此，就形势之本质而言，我们必须承认纯粹的多、无序的多既被排除了出去，同时又被包容了进来。这种即被排除又被包容的悖论之物是什么呢？当然只能是形势之中的非物(nothing)——巴迪欧将这种非物命名为虚无(void)。阿历克斯·林就此指出：“这是一个根本的悖论：支撑着全部一致性的不一致的存在本身是彻底不可知的（因为一切知识必然都被安置了位置），意思就是说，对先于形势之物的任何考虑本身都不可救药地受累于它的被安置性。因此无序就是呈现之实在(real)，正是在这个点上，思想撞上了它自己的界限……正因为此，巴迪欧的哲学被称之为减法存在论：在面对‘用一给存在装框’的经典形而上学时，巴迪欧断定存在论无非就是关于无区别、不一致的多的理论，借助这种理论，这种无区别、不一致的多从一的权力之中被彻底减除了出来。”[14]如果说形而上学所致力的事情就是用有序之一将无序之多减去，那么刚好相反，巴迪欧的减法存在论所致力的事情乃是将无序之多从有序之一中减出来，解放出来，也就是要把减除了无序之多的有序之一减去。巴迪欧的哲学被称之为减法存在论，原因就在于此。

然而巴迪欧何以能断言数学就是存在论呢？关于存在论，巴迪欧有两个基本原则：一、存在就是纯粹之多，无序之多，就是非物，因此存在论就是关于这种纯粹之多的理论；二、所有存在者都是由非物－虚无编织而成的。这两个基本原则与策梅洛－弗兰克尔的集合论公理系统（zfc）所思考的问题完全吻合。不仅如此，巴迪欧还发现他所要讨论的所有问题，比如形势与虚无、存在与事件、选择与忠诚、主体与真理等，无一不可以用集合论中的概念和公理给予严格的数学解释。在正式探讨巴迪欧的数学存在论之前，我们必须切记一个前提，那就是巴迪欧发现集合论中的“集合”(set)就是社会历史领域中“形势”(situation)这一范畴的数学表达。一个集合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若干确定的、有区别的（无论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事物合并而成的整体。一个集合就是一个多，除此之外，集合没有别的属性和本质。巴迪欧的形势，作为一切“被呈现出来的多”，也是如此，将某些元素纳入某一形势所依据的原则完全是任意的，比如被纳入“中国公民”这一形势的所有人。

首先，集合论中的第一公理即空集公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存在即非物－虚无。空集公理被表述为：存在一个没有任何元素的集合。由此引申出：空集是一切非空集合的真子集。空集公理在数学集合论中自有其独特的内涵，但在巴迪欧的语境中，它岂不恰好证明了非物－虚无既是一切存在物的前提，又是其实在，是真正的存在？“因此，不是要去确认那作为其他一切多之起源的‘第一’多（这样就会在多的层面上把一非法走私进存在），也不是要把某个识计为一的多指定为起源（这样会忽视识计只不过是一种结果而已），相反，集合论把感染着多之纯粹性的‘非物’本质化了；也就是说，因为赋予了它一个恰当的名字（虚无，ø），集合论实实在在地使这种非物存在了。”[15]正如空集是一切非空集合的真子集一样，虚无也必然是所有形势内在固有的组成成分，因此这一命题的激进内涵就是：某一形势与其说是由其得到承认的部分构成的，不如说是由其对其他更多部分的排除构成的。

其次，集合论中的幂集公理精确解释了任何形势都是双重结构的结果。幂集公理被表述为：给定一个集合a，一定存在一个由a的所有子集构成的集合p(a)。换句话说，所有集合都有一个幂集。比如，如果我们把集合{α,β,γ}称为集合a，那么它的幂集p(a)就是{α,β,γ,{α,β},{α,γ},{β,γ},{α,β,γ},{ø}}}。显然，如果集合a有n个元素，那么其幂集的元素就有2n个。对巴迪欧的哲学来说，幂集公理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形势具有双重结构：初始结构和超结构。形势的初始结构就是将无穷元素中的某些元素具体规定为属于某一独特形势的现有机制，换句话说，初始结构决定哪些元素属于形势，哪些不属于形势。但是，这些属于－被呈现的元素之单纯集合尚且不足以构成一个稳定的形势，因为属于形势的元素固然被确定了，但这些元素并不直接以元素的形式包含在形势之中，而是必须以某种方式被组合起来作为形势的子集（而非元素）才能包含在形势之中。正如幂集公理揭示的那样，元素的组合（子集）远远大于元素，而形势的初始结构对识计这些组合方式无能为力；然而，如果这些元素的组合方式不能被识计为一，那么形势就会面临虚无的威胁，说得更准确一些，形势就崩溃了。总之，要对结构进行结构。巴迪欧将结构的结构称之为超结构(metastructure)[16]，而幂集公理的原则就是超结构的原则：给定一个集合a，一定存在一个由a的所有子集构成的集合p(a)。这一数学公理的世俗表达就是：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社会。因此，集合a的幂集p(a)就是巴迪欧所谓的形势。形势之有超结构就如同社会之有国家，正因为此，巴迪欧把超结构又称之为形势之国家(the state of the situation)。正如国家的基本功能就是对社会的各部分进行有序的组织，防止社会崩溃成无政府主义的一盘散沙，超结构（形势之国家）的基本功能也是“对虚无的回击”：“只有当有序之多的灭点反过来被针对操作本身的识计为一、被识计的识计、被超结构封锁或者关闭，对虚无的任何呈现所做的禁止才可能是直接而坚决的。”[17]

再次是数学集合论的基础公理：对于任意一个非空集合α，α一定存在一个元素β，使得α∩β=ø。巴迪欧宣称基础公理就是历史形势的存在论公式。基础公理的政治内涵是：对于任意一个历史形势而言，其中必定存在这样一个元素，这个元素（本身也是一个集合）的所有元素完全不包含在该历史形势之中。一般而言，形势与其同时也作为形势的元素是有很多交集的，也就是说后者的元素基本上包含在前者之中，得到前者的分别与辨认，但任何形势之中必定至少存在一个元素，使得同时作为形势的该元素与包含它的形势之交集为空集。比如纳粹德国时期的犹太人，他们固然被认可为德国社会的“一个”群体，但这一群体中每一个具体的犹太人并不包含在德国社会之中，他们在德国社会中是了无区别－无足轻重的(indifferent)；也就是说，纳粹德国时期的“犹太人”与“德国人”的交集是空集。然而，如果形势就是事件发生之地的话，那么这种与形势之交集为空集的元素（其本身也是集合）就是巴迪欧所说的“事件点”(evental site)。任何形势均由被包含的部分与不被包含的虚无（空集）共同构成，在从实有到虚无的过渡中，位于临界点的就是元素－集合β。对此巴迪欧说道：“何以能说β位于与α有关的虚无之边缘，现在就非常清楚了：虚无命名了β在α之中呈现的东西，即非物。β这个多把α中的事件点公式化了。它的实存使α获得了作为历史形势的资格。也可说β创建了α，因为趋向α的归属(belonging to)在β呈现的东西中找到了终止之点。”[18]之所以说位于虚无边缘的β创建了历史形势，那是因为，如若没有β这样的事件点，形势将永远保持稳定，永远没有变化的可能。结果便如西谚所说：太阳之下了无新事。

基础公理的一个必然推论是：不存在以自身为元素的集合。然而这一推论只在策梅洛－弗兰克尔公理系统（zfc）中有效，只适合于良基集合，随着集合论的发展，1917年米列马诺夫(mirimanoff)区分了普通集合和非常集合（后来被其他数学家称为良基集合和非良基集合）。非良基集合就是以自身为元素的集合。巴迪欧敏锐地发现，非良基集合与“事件”具有完全相同的本质：“我把事件点x上发生的事件称为一个多，这个多由这一事件点的元素和它本身构成。”[19]巴迪欧以法国大革命这一大事件为例对此作了解释：作为一个事件，法国大革命是由1789年至1794年的无数因素构成的，比如法国王室、贵族、三级会议、城市平民、大恐怖中的农民、雅各宾派、英国间谍、断头台、歌剧院和马赛曲等等。然而，所有这些因素的单纯相加本身不能构成大革命这一事件，因为如果事件就是事件之元素的总和的话，那么定义一个事件就必须一一枚举这些因素，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终止这一无限枚举的方式就是将大革命作为大革命本身的核心要素。换句话说，只有通过对事件命名才能终止对事件的无限枚举，因此事件之名就是事件的一部分，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巴迪欧说：“事件是这样一种多，它既呈现了其全部事件点，又借助内在于它自己的多的一个纯粹的能指呈现了呈现本身，也就是说，呈现了将它所是的无限之多识计为一的一。”[20]在既定的历史形势之内，事件即使发生也不会得到辨认（识计），因此事件只能借助命名自己才能呈现自己。事件之命名意味着事件得到了辨认，因此也意味着既定的形势被打破，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通常人们认为事件是实际发生的纯粹的经验性事实，与结构提供的概念无关，但巴迪欧颠覆了这种常识：“其实事件才是由概念建构出来的，这种说法具有双重意义：只有先行其抽象形式，事件才能被思考，只有在得到彻底思考的介入性实践的追溯作用中事件才能得到揭示。”[21]只有先行给予事件一个名字或者概念，事件才能被思考；但事件成其为事件其实又是事后追溯的产物，这就是事件的辩证法。

自然形势之中没有事件，只有事实(facts)，只有在历史形势之中才有事件。不过历史形势中发生的一切的并非都能成为事件，事件之成其为事件取决于追溯性的命名，因此事件就其本质而言完全是事后决定的，也就是说，只有解释性的介入才能宣称事件存在于形势之中。历史形势中每天都有事情发生，为什么有些事情能够得到解释性的介入，更多的则不能呢？换句话说，选择的原则或者机制是什么呢？这就是巴迪欧借助集合论中选择公理要解决的问题。这个公理表述为：设a为一个由非空集合所组成的集合，那么，我们可以从a中的每一个集合中选择一个元素和其所在的集合配成有序对来组成一个新的集合。这个公理初看没有任何问题，比如我们可以选择每个集合中最小的、最大的、中间的，或者第一个、第二个、最后一个来组成一个新的集合。但是当a是一个由无穷多个集合组成的集合，而a中的每个集合本身也有无穷个元素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因为这时已经无法确定最大、最小和中间或者第一、第二和最末了。故此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困难的处境，一方面我们必须假定这样一种特殊集合（函数－功能）是存在的，但这一假设又不能让我们实际展示哪怕一个例子。正如巴迪欧接下来指出的那样，选择公理证明了从既有集合中的每一个集合中选择一个代表组成一个新集合的无限可能性，但它并没有为这种可能性勾画出哪怕一个可以付诸实施的准则。“选择功能从识计中被减去了，虽然选择公理宣称它是可呈现的，但它完全没有机会实际呈现出来。这里的关键就是没有呈现的可呈现性。”[22]正如我们所知，对巴迪欧来说，真正的存在就是那不呈现的非物，因此，真正的介入也是那未实现的介入。所以我们才看见他说：“选择公理思考了介入的存在形式，也就是没有任何事件的介入。”[23]选择公理宣布存在这样一种新的集合，可是又不能提供任何现实根据，也就是说，它所宣布的新集合“外在于识计的法则”，因此它的这一宣告是非法的。同时，它从每一集合中选择的东西也是无法命名的。的确，从理论上讲一定可以选出一个代表来，但事实上无法做出选择。选择公理的特殊内涵在于：“它不是保证诸多在形势之中的实存，它只保证介入的实存，但这种介入是按照其纯粹存在被把握的，也就是不涉及任何事件。”[24]

从每个集合中选择一个元素组成一个新集合的方式有无限多种，但没有一种现成的法则可以保证任何方式得以实现。换句话说，没有任何法则可以将这些潜在的功能中的任何一种识计为一。然而如果没有一种选择功能被识计为一，那么新的集合即事件就不可能实际呈现出来，从而历史形势将永远没有变化。可人类历史中总是有事件发生，更确切地说，人类历史就是由事件构成的。然则将潜在的选择识计为一，从而使事件成其为事件的机制或者程序是什么呢？那就是主体对事件的“忠诚”。也许人们会怀疑巴迪欧在此滑向了主观唯心主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巴迪欧所说的忠诚既不是主体的道德品性，也不是一种纯粹出于意志的妄断和强求。“我所说的忠诚乃是一套程序，这套程序在形势内部辨别出了一些多，这些多要实现，就必须（以介入给予的多余的名字）将某种事件性的多引进流通之中。总之，忠诚乃是一种机器，它在那个由诸在场之多所构成的集合中离析出了那些依赖于事件的多。忠诚就是将逐渐变得合法的偶然聚集和凸显出来。”[25]忠诚就是对事件之真理的忠诚，就是执着于将现有形势拒绝承认的事件作为事件识计为一，从而迫使现有形势承认业已发生的事情不是什么偶然的东西，并最终改变甚至颠覆现有形势。一旦主体忠诚于事件，他就会根据事件去思考形势，并在为事件所补充、改造甚至颠覆了的形势中去行动，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

三、希腊哲学的开端

正因为对存在以及通往存在的道路具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巴迪欧和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史也有彼此对立的认识。正如马克·休生所说：“巴迪欧向海德格尔发起的争论所关注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哲学的开端，以及这一开端如何规划了我们与哲学的关系。”[26]而这个问题又可以归结为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诗性语言与散文话语的关系。对此巴迪欧有一个清晰的表述：“当巴门尼德把他的诗视为对女神的祈祷，并以一个入会队伍的形象开始其诗篇，我想有必要指出，我们没有，尚且没有进入哲学。一切依赖于叙述和揭示的真理都还受制于神秘，而哲学只有在它欲图撕下神秘的面纱时才能出现。对巴门尼德来说，诗意的形式是本质性的东西，它的权威证明了让话语和神圣之物之间的亲近保持原封不动是合理的。然而哲学只能开始于去神圣化：它建立了一个话语王国，这个王国是哲学自己世俗的嫡子。哲学要求用世俗的论证打破深奥言说的权威。”[27]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让哲学重新关注被遗忘了两千多年的存在，而通往存在的道路则是神秘深奥的诗性语言。从表面上看，巴迪欧的上述判断似乎又后退到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老路，但支持巴迪欧作出这一判断的内在理据与传统哲学史观的理据却迥乎不同：传统哲学史观之所以认为以理式（idea）为核心的柏拉图哲学乃是西方哲学真正的开端，乃是因为在理性与感性、精神与肉体、本质与现象的本体论对决中，柏拉图哲学标志了这些二元对立中前者对后者的绝对胜利，也就是说，标志了“形而上学”的绝对胜利。而支撑巴迪欧作出这一论断的根据并不在于他要像传统的形而上学那样把某个先验的假设，诸如理式、精神、我思等，作为世界的本质，而是在于他认为，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以辩论为基础的话语、服从批判理性检验的话语战胜了诗意的语言，理性战胜了神秘，哲学从诗性的神秘中破茧而出了。巴迪欧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进而把数学作为这种理性话语之终极根据和保证，认为正是数学使得纯粹世俗的、论辩性的话语彻底驱逐了神秘的诗性言说的权威，并创造了一个普遍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深奥的言说再也没有任何容身之地。

巴迪欧对海德格尔后期将诗意语言当作真理的惟一载体提出了异议，他拒绝对语言进行深度解释，拒绝对语言做契合无间的倾听，拒绝把语言视为真理之处所。如果真有某种学科能胜任真理本真的处所，巴迪欧认为那不是诗而是数学。古希腊文明的独特之处不在于诗，而在于希腊人为世界贡献出了哲学。为什么哲学只能产生于古希腊？那是因为他们在数学上取得的突破。巴迪欧宣称，诗发轫于许多古代文明之中，比如印度、中国和埃及，所取得的成就丝毫不亚于希腊，但唯有希腊才发生了数学的突破。人们肯定会反对说，数学在这些文明中也有灿烂的发展，而且一些重大的数学发现还是来自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对此巴迪欧并不否认，但他认为希腊人对现代数学思想中的两个本质性理论的发现作出了关键贡献，即推理上的自明－推论模式和认真对付各种悖论带来的挑战的那种意愿，这些挑战来源于古希腊人对非－存在问题所做的那种严格或者坚持不懈的努力。因此，“希腊人不是发明了诗，毋宁说他们用数式打断了诗。在这样做时，在他们做减法练习时，减法乃是对以虚无命名的存在之忠诚，希腊人打开了存在论文本的无限可能性。”[28]或者也可以说，他们把数学存在论与诗学存在论切断了，并因此用减法观念、虚无－多观念代替了在场观念。形而上学对诗的胜利，在海德格尔这里，标志着希腊哲学的衰落：曾经被古希腊人当作根据的存在被逐渐遗忘了，不仅存在被遗忘了，而且对存在的遗忘也被遗忘了，整个西方哲学从此踏上了一条越来越背离存在的歧路。而对巴迪欧来说，恰好相反，诗的衰落和形而上学的诞生标志着希腊哲学真正开始了，并踏上了通往存在的道路：“诗歌将自己怀旧性地托付给自然，这只是因为它被数式阻断了，而‘存在’，诗歌追求的正是存在之在场，只是对虚无所做的不可能的填充，因此，在纯粹之多的那些神秘之中，数学从中不确定地辨别了我们究竟能以减法对存在本身言说些什么。”[29]正如克里斯托弗·诺里斯所说：“对巴迪欧来说，古希腊哲学真正惟一性的事件就是它突破（诗）到达了另一种思之秩序，这种思不再渴望那久已失落的存在之丰盈，不再渴望存在与现象之间源始的联系，这些东西会把思重新带回它在那些恼人的二元对立出现之前所享受的情境；那些二元对立便是主体－客体、心灵－自然、理性－直观等等，它们紧紧抓住了西方后希腊文化的话语。”[30]

这场诗与哲学的对垒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西方思想史中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诗与哲学之争。贬低诗歌崇尚哲学的一方以柏拉图和当今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为代表，他们认为诗歌以虚构、想象的世界和人为拔高的情感为业，因此他们要么干脆禁止诗歌，要么至少提醒它安分守己。推崇诗歌批评哲学的一方以巴门尼德和海德格尔为代表，海德格尔援引荷尔德林、里尔克和其他德国诗人作证，借以坚持声称诗歌完全有权利被人们当作古希腊思想的开端的主要源泉而得到关注，而且这个源泉至今依然是我们抵达因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发展而被长期遮蔽的真理的惟一途径。如果我们因为前文的论述认为，巴迪欧在这一源远流长的争论之中站到了柏拉图一边，那么这是一种误解。他评论海德格尔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给数学正名，把数学应得的荣誉归还给它，也就是说，将数学视为任何存在论的方法论；至于诗，巴迪欧不仅无意贬低，相反还抱有崇高的敬意，只要读到他在《存在与事件》中对荷尔德林和马拉美的评论，这种误解就不攻自破了。

正如克里斯多夫·诺里斯指出的那样，尽管巴迪欧对诗之本质与海德格尔有不同的理解，但他们仍然共享了一种认识：诗歌不是情感的事业，而是思想的事业。“诗可以思”在巴迪欧这里也是第一位的规则。诗可以思，虽然其方式或程度也许与数学特有的那种严格的形式－概念不同，但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供一种有效的事例，以展示思在遭遇了那不能通过直观理解的东西时是如何前进的。他一方面反对文学批评家或者理论家，批评他们欣赏不了数学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真正的创造性潜力；另一方面也反对分析阵营中的学者，批评他们对诗歌也能展示的概念的严格性和逻辑的准确性一无所知。

四、诗可以思

正是为了证明诗可以思，巴迪欧在第19沉思中对马拉美的《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作了精妙的解释[31]。在马拉美的诗集中，《骰子一掷》是最“哲学”的一首，其形式之奇异真正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深奥的主题，诡谲的形式，使得这首诗晦涩费解之极，不独一般读者望而却步，甚至老练内行的职业批评家大多也退避三舍。这首诗如此之奇异而晦涩，以致不借助某种合适的哲学它几乎完全不可理解。《存在与事件》第四部分标题为“事件：历史与超一”，正是在这一部分，在对事件作了深刻的沉思和探索之后，巴迪欧专门探讨了马拉美的《骰子一掷》，由此可知，如果不能理解他的事件哲学，就必然不能理解他对这首诗的解释，因为他的解释本身也非常玄妙。

马拉美的《骰子一掷》所特有的主题正是巴迪欧的《存在与事件》全神贯注的东西，即偶然、必然、形势、事件、多和识计为一，因此，与其说巴迪欧解释了马拉美的诗，不如说马拉美解释了巴迪欧的哲学。巴迪欧首先摘引了这首诗中的一句：“或者是因为所有的结果都终归无效才引出事件？”[32]这一援引向我们暗示了这首最“哲学”的诗所思考的主题就是事件。不仅只有暗示，巴迪欧很开就在这一沉思的开头明确指出：“马拉美是事件－戏剧的思想家，我们这样说有两重意义，一是说他上演了事件的显－隐（‘我们对它毫不知情，它仅仅处于闪烁不定的状态之中，因为它是当即决定下来的’），一是说他对事件的解释，这解释使事件变成了‘永恒的收获’。”[33]正如前文在论述基础公理和选择公理时辨析的那样，巴迪欧明确为我们指出，并非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能显现－识计出来成为事件，那绝大多数不能“显现”出来的事情就只能作为非－事件“隐匿”起来。然而发生的事情一旦得到解释－识计，它就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所谓“永恒的收获”就是指事件一旦得到识计就获得了永恒的身份，不会再沉入历史的深渊。

事件只能发生在事件地点上，而巴迪欧所谓的事件地点就是那本身属于形势但其元素却不属于该形势的元素。因为事件地点的这种悖论性质，巴迪欧宣布它“位于虚无的边缘”。巴迪欧认为，《骰子一掷》中“荒芜的地平线”和“风暴之海”正好隐喻了位于虚无边缘的所有事件地点，因为“荒芜的地平线”和“风暴之海”正好象征了迫在眉睫的非物(nothing)和非呈现(unpresentation)。马拉美将它们称为为行动（即命名和介入）的“永恒环境”，这与巴迪欧的事件哲学也完全一致，因为巴迪欧始终断言事件永远只能发生于事件地点之上。巴迪欧进而指出，马拉美总是用“深渊”这个术语来表示那邻近非呈现的多（在《骰子一掷》中，与这个术语同义的还有“平静”和“苍白”），他“用这个术语提前拒绝了一切逃逸自己的离开”[34]——事件地点中非呈现的元素很难被识计为一从而摆脱非呈现，诗中泡沫的“飞翔”“因为无力振翼而坠落”便是这一观念的形象表达。

基于荒凉的大海这一地点，马拉美构造了“深渊”这个幽灵般的多精彩地表现了事件地点的悖论。事件地点的悖论使它恰似一个深渊：对于深渊，除了它是深渊之外，我们一无所知，因为深渊之中的东西绝不露面。是故巴迪欧说马拉美的“深渊”隐喻了不存在(inexistence)，“深渊”就是这种不存在的表现。在《骰子一掷》设定的框架之内，除了“深渊”我们别无所有。正如巴迪欧断言事件只能从事件地点中产生一样，在这首诗中，同样正是从这幽灵般的深渊中，从天空“平缓的倾斜”和波浪“赫然洞开的幽深”中，一艘原本并不存在的船的形象被建构了出来：荒凉的大海“在其内心深处勾画了一艘船”。“然而事件不仅发生在这一地点内，而且其发生还得立足于一种刺激，即一切不可呈现之物都被包含在这一地点之中：‘葬身大海深处’的航船和一无所有的大海批准了这一宣言，即行动将‘从海难深处’发生。”巴迪欧在马拉美的诗中究竟读出了什么？其实他所读出的就是对事件的命名：“一切事件不仅被它自己的地点限定了范围，还发起了地点对形势的毁灭，因为它回溯性地命名了自己内在的虚无。”[35]

就这首诗而言，事件之名将基于一片残骸而确定，这片残骸就是失事船只的船长，就是“主人”，即巴迪欧所说的事件的主体。在起伏动荡的波涛之上他高举一只手臂，手心里紧紧抓住一对骰子。在这“紧握骰子的拳头里，只此一个别无可能的那一数字已经准备好了，确定下来了，混合生成了。”想必任何阅读过这首诗的读者没有谁不曾对这一奇绝的意象深感迷惑吧？然而借助巴迪欧的事件哲学，一切疑惑都将涣然冰释：“为什么事件在此就是骰子之一掷？因为这一姿势象征了普遍的事件；也就是说，象征了那纯粹偶然的东西，那不能从形势之中推导出来的东西，但这种东西仍然是一个被固定下来的多，一个数字，一旦将它们正面呈现的数字之和确定下来——‘把分离重新合拢’，那就再也不能更改了。骰子之一掷把偶然与必然的象征结合在了一起，把事件奇怪的倍数与识计之清晰可辨的反作用结合在了一起。《骰子一掷》中的问题因此就是一个为事件制造一个绝对符号的问题。‘从海难深处’掷骰子的赌注就是用对事件的思索制造事件。”[36]

还有什么比掷骰子更能恰如其分地隐喻事件的偶然与必然之辩证统一？事件地点在形势之中位于虚无的边缘，因为事件地点自己的元素不能在形势之中得到识计，因为它们不符合形势的结构法则。就形势而言，它们是非法的、匿名的。然而历史的本质特征是变化，如果没有事件就不可能有变化，历史将在无限重复中窒息。必须有事件被识计，而且我们知道，只有解释性的命名才能宣布事件位于形势之中。然而正如选择公理所阐明的那样，事件成为事件仅仅只有无限的可能性，选择公理无法给出哪怕一个现实的选择。一方面介入无法可依，一方面又必须介入，“因为主人必须制造绝对的事件，他必须勒令这种制造停止犹豫”[37]，那么介入惟一的机制或者原则就是主体对事件的忠诚。然而这忠诚并不能在形势之中找到根据，因为事件在形势之中是不可判定的，也就是说，形势根本不会承认事件地点上发生的一切；因此介入就只能是打赌，就像掷骰子一样永远具有偶然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马拉美的这首/行诗“骰子一掷永远也取消不了偶然”。正因为此，巴迪欧说掷骰子这一姿势象征了普遍的事件。掷骰子得出的数字隐喻了事件的名字，通过掷骰子来得到一个数字永远具有偶然性，然而一旦骰子被掷出去，或者一旦决定要掷出去，那个惟一的数字就已经被决定下来了，再也不能更改了。在此巴迪欧的意思是说，命名尽管是偶然的，但事件一旦被命名就获得了永恒的事件身份。

巴迪欧反复告诫我们，事件的本质（即事件的虚无）乃是不可判定的，事件的内容就是事件的事件性。这一主张的根据是什么呢？一方面，在事件被追溯性地命名从而产生之前，置身事件现场的我们永远看不见主人把骰子掷出去，只能面对像环境一样永恒的犹豫，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在纷繁复杂的零散事实间茫然随波逐流，不能将这些事实整合为一个事件加以历史的整体把握。另一方面，在事件被命名从而成其为事件之后，事件的本质又被取消了。马拉美用一个奇异的意象隐喻了这一两难：“主人/犹豫不定/而非以波浪的名义像白发苍苍的狂人玩上一局/没有张开无用的头脑难以理解的紧握的手。”对此巴迪欧评论道：“是‘玩上一局’还是‘不张开紧握的手’？在第一种情况下，事件的本质失落了，因为事件按照一种预期的方式被决定了；在第二种情况下，它的本质也失落了，因为‘除了环境什么都没有发生’。事件要么因为明显属于形势这一事实而被取消，要么因为其整体性的不可见性而被取消；在这两者之间，事件这个概念惟一可以表征的东西就是其不可判定性之上演。”[38]

巴迪欧断言《骰子一掷》的基本主题就是事件之不可判定性，围绕这一主题马拉美组织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隐喻性转换：从荒凉的大海开始，到飞溅的泡沫，深渊，失事船只，白发苍苍的船长，高扬的手臂，数字的“秘密”，最后是孤独的羽毛，灿烂的星座，以及婚宴上的面纱，哈姆莱特的犹豫和塞壬的诱惑。一大堆奇谲诡异的意象次第展开。如果说破裂的泡沫隐喻了未被识计而沉入历史之深渊的一切，那么孤独的羽毛则隐喻了被命名－识计的事件：“然后这张面纱，在消失的边缘，变成了‘一片孤独的羽毛’，在漩涡上空盘旋。关于事件，我们还能找到比这盘旋于大海之上的白色羽毛更美丽的形象吗？这片白色羽毛无法触摸但至关重要。至于这片羽毛，人们无法合理判定它究竟是要‘逃离’这形势，还是‘点缀’了它。”[39]总之，在这些意象的转换和变迁中，掷出骰子与扣留骰子之间的等值性一点一点被建立起来（所谓等值性，即事件的本质在此两种情况下都失落了），最终我们获得了对事件之不可判定性这一主题的隐喻性处理。

如果说马拉美以《骰子一掷》先行了巴迪欧的哲学，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完全一致，相反，他们具有根本对立的结论。马拉美固然承认，“或者是因为所有的结果都终归无效才引出事件”，但他最终的结论却是海面“平凡的泼溅”最终“驱散了空洞的动作”。这一结论还有另一个更加直截了当的宣言：“除了环境什么都没有发生。”也就是说，马拉美最终沉沦进了一种“太阳之下了无新事”的虚无主义。然而，这绝不是巴迪欧的事件哲学要得出的结论，相反他认为，尽管思想总是企图建立结构和捕捉本质，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不能思索事件那破坏性的活力；尽管形势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排斥一切与其结构法则不相符合的事件，以致在形势之外这个不可判定之处理性犹豫不决，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性将领土割让给了非理性。在他论述马拉美这首诗的结尾处，巴迪欧以最为清晰而坚定的措辞表明了这一立场：

我曾经指出，伦理学的最终命令是：“从不可判定的立场做出决定。”马拉美说：“每一个思想都在掷骰子”，“掷骰子永远不能取消偶然”，但人们不能在此基础上得出虚无主义的结论，认为行动是无用的，更不能崇拜现实受到的操控以及一大堆虚构的关系。因为如果事件是不稳定的，如果——从形势的观点看——人们不能判定事件是否存在，那么我们就只能靠打赌来决定了。也就是说，在没有法则的情况下对事件的存在立法。鉴于不可判定性是事件的合理特征，是保证其非存在的仓库，因此，这里没有别的警戒，除了成为“漩涡上空盘旋”的羽毛和“或许高悬夜空”的星星；而成为羽毛和星星，既要通过踌躇的焦虑，也要通过出离－位置的勇气。[40]

以数学集合论为基本方法论，借助《骰子一掷》这个经典文本，巴迪欧以精妙绝伦的文学批评向我们指出，从存在论的思想领域（在此结构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事件只能位于虚无的边缘）到严格意义上的事件领域（在此结构的法则不再能成功发挥其支配作用，忠诚成为识计的机器），并没有一条合乎逻辑或者合乎理性的通道。因此，正如克里斯托弗·诺里斯所说：“巴迪欧的观点是，我们可以证明数学、自然科学、政治学、伦理学和艺术思想发展史中最为重要的突破时刻来自于与既已建立、广泛接受的概念性理解模式的断裂。因为参照已有的理论、范式、框架、信仰体系或者概念性方案，并不能在任何这些领域中找到具有解释效能的重要进展。”[41]正如业已指出的那样，我们既不能像马拉美那样陷落到历史虚无主义，也不能把巴迪欧的事件哲学当作主观唯心主义的惟意志论，认为他主张任何改变自我或者改变世界的真正动力只是来自主体无根据或者根据不足的忠诚。尽管巴迪欧非常强调事件纯粹的偶然性，但其哲学的目标之一是要提醒人们充分考虑到作为选择之基础的思想的基础并非清晰的理性，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根据不足的决断。

自从海德格尔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久已遗忘的存在以来，西方哲学版图的基本轮廓主要上是由他一手绘制的，当代许多卓有建树的思想家，比如萨特、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列维纳斯、布朗肖、德里达、南希等都深受其影响。他们的哲学尽管旨趣不一，取向各异，但存在（人的实际生存）始终是他们共同关注的主题。巴迪欧的非凡之处在于，他使纯粹形式化的数学集合论和无限丰富的政治哲学实现了无缝对接，不仅使历史与政治获得了崭新的认识，而且使数学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解；最重要的是，巴迪欧借此重绘了哲学的版图，以一种严密的哲学为根据坚决还击了各种后现代主义。在巴迪欧之前，针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要么仅仅出于一种对美好未来的愿景，要么——更糟糕的是——仅仅出于一种主观的反感，唯有巴迪欧为批判后现代主义找到了一个坚实的理据。巴迪欧的哲学完全可以批评，但其能够在海德格尔之后改写哲学的地图，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贡献。然而要真正理解巴迪欧，数学存在论乃是惟一的起点。

参考文献

1.alain badiou, number and numbers, paris:seuil 1990. trans. robin mackay, draft.

2.bruno bosteeles, badiou and politic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3.jean-jacques lecercle, badiou and deleuze read literatur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4.stephane mallarme, stephane mallarme collected poems and other verse, trans. e.h. and a.m.blackmor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5.peter hallward, badiou: a subject to truth, minnesota: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2003.

6.slavoj zizek, the fragile absolute, ny: verso, 2000.

7.thomas jech, set theory, ny: springer, 2006, the third millennium edition, revised and expanded.

8.马拉美：《马拉美诗全集》，葛雷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